多國領袖於去年底聚首格拉斯哥，出席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（COP26），為達成全球協議進行磋商。會議一大驚喜是美國與中國達成氣候協議，由於這兩大經濟體同時亦是全球最大溫室氣體排放國，合共佔全球總排放近四成，因此若然中美雙方未能於氣候議題上合作，即使世界各地努力減碳，亦恐難實現減排目標。兩國能夠達成協議固然可喜，但如何切實推動減排，才是更值得關注的重點。 政策制定者正想方設法實現《巴黎協定》目標，務求將全球氣溫升幅限制在攝氏1.5度以內，若要達標就要減少使用傳統燃料，而這類燃料的需求和價格，已從疫情最嚴峻時期歷史低位大幅回升。去年歐洲天然氣價格躍升近四倍，布蘭特期油價格在去年10月一度突破每桶86美元，創下七年高位。由於能源價格高企，令本已受供應鏈瓶頸影響而成為焦點的全球通脹加劇，但能源價格上升，其實是由多種因素結合造成。 重啟經濟刺激需求激增 首先，隨着多個經濟體逐步走出疫情下的停擺狀態，並陸續重啟經濟，令全球各地對貨品和能源需求激增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10月發表的《世界經濟展望》報告中預測，全球經濟於2021年及2022年將分別增長5.9%及4.9%。 供應不足是能源價格上漲的第二個因素，這是由於能源公司之前受疫情影響而減少投資。要扭轉這個情況，透過增產滿足需求上升，並不是一朝一夕可以達到。 另外，各地面對不同的地域因素，令情況更形複雜。歐洲方面，地緣政治因素和俄羅斯減少供應天然氣或多或少相關。與此同時，歐洲在去夏至初秋大部分時間天氣乾燥、風速較低，令風能產出大受影響。在美國和巴西，持續乾旱導致水力發電量驟減。 第三個因素是各國透過雙管齊下的方式推動減碳，即鼓勵使用可再生能源，同時減少碳排放，令以往按供求調整的市場運作出現失衡。根據供求規律，石油和天然氣生產商會因應需求增加和價格上升而增產，有助通脹壓力得以降溫。 限價補貼治標不治本 不過邁向潔淨能源和減排目標的過程，影響這個機制的運作。自2015年以來，全球石油和天然氣勘探支出減少一半。現時化石燃料仍佔全球能源需求約八成，減少投資意味各經濟體需要競逐發展尚未成熟，而且供應不穩的綠色能源。在尋求應對能源價格上漲的方案時，政策制定者或會訴諸價格上限和補貼等工具，這些措施雖然表面上方便易行，卻會衍生其他問題。 設置價格上限限制能源供應商收費，作用自然是避免成本全數轉嫁予消費者。惟這操作反而可能導致家庭開支上升，因為供應商自不然傾向將價格定於上限附近，令價格甚至高於上限實施前水平。 部分供應商或可對沖成本上升壓力，但當能源批發價格變得難以承擔，其他供應商恐面臨結業或退出市場。每年檢討價格上限兩次的英國，受天然氣批發價上漲影響，去年8月至今已有超過20家能源企業倒閉。與價格上限一樣，補貼旨在減輕價格飆升對消費者影響，卻會耗用本應投放於教育、基建和醫療保健的資源。補貼亦變相鼓勵過度消耗能源，並減低投資綠色替代能源的誘因。另外，補貼原意往往是臨時紓緩措施，但一旦推行便難以撤回，最終加重公共財政負擔。 減碳之路絕不容易，但能源供應緊張，可望促使政策制定者正視如何應對「能源三難困境」，以期在可負擔價格、供應穩定以及環境可持續發展之間取得平衡。觀乎各界為防範氣候危機威脅而對議題持續關注，氣候變化將繼續成為國際焦點。然而各國領袖能否在三難困境中取得平衡，則仍然有待觀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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