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從2008年金融海嘯以來，全球主要經濟體特別是歐美國家和日本的通脹一直低企，即使當地央行扭盡六壬，包括維持利率在超低甚至負水平，並推出量化寬鬆措施（QE），亦未能把通脹率推上至約2%的目標水平。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兩年半前爆發的一場新冠世紀疫情，卻成為大幅拉高全球整體物價水平的催化劑，今年俄羅斯及烏克蘭的戰事甚至加速能源和食品價格上漲。
英國3月份通脹升至7%，為30年來最高。美國4月份消費者物價指數按年上漲8.3%，雖然稍為回落，但仍貼近40年高位。同月，歐羅區通脹率達到7.4%，是有紀錄以來最高。最近，「通脹重臨」不時佔據財經新聞篇幅，而根據Google趨勢的數據顯示，通脹一詞現時在網上的搜尋熱度是疫情前的4倍。
現時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計全球通脹會由去年的4.7%升至今年的7.4%，並於2023年才回落到4.8%。面對國內持續的通脹壓力，美國聯邦儲備局不得不改變態度，採取進取的方式遏抑通脹，繼3月把利率上調0.25厘後，再於5月加息0.5厘。市場現時估計今年年底美國息口頗有機會上升至2.5厘或以上。
同時，聯儲局將於6月起開始「縮表」，初時每月減持最多475億美元的國債和按揭抵押證券，到9月時規模或達到950億美元。換句話說，計劃若然全速推進，每年縮表規模將超過1萬億美元，約為上一次縮表周期（2017至2019年）的兩倍。
反觀亞洲，儘管大部分國家皆為能源淨進口國，但由於它們的經濟仍然受疫情困擾，區內通脹情況仍相對溫和。為平衡經濟增長，即使面對物價升溫而需要展開加息周期，亦未有條件如美國般進取地收緊貨幣政策。在這情況下，區內各國貨幣與美元的息差擴闊，促使資金回流到美元資產，容易對區內新興市場的資金流及其貨幣滙價造成波動。
對一些通脹飆升的亞洲發展中國家來說，例如斯里蘭卡、蒙古及緬甸，由於民眾對糧食及能源價格往往比較敏感，一旦未能遏止物價升勢，便會影響民生，容易造成社會不穩。
美息上升，一眾亞洲貨幣兌美元貶值，會對過去因為低息環境而發行大量美元債券的國家帶來償還壓力。即使貨幣疲軟有利出口，但歐美通脹高企，民眾面對生活支出上升，難免會減少非必要開支，這對亞洲眾多依賴出口的經濟體來說，自然是個壞消息。在疫情仍然反覆肆虐下，亞洲各個經濟體今年的表現似乎無可避免會較原先估計失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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