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4年1月

工 商 月 刊

封 面 故 事

理事會答問環節

在今年商業高峰會答問環節中，會員向理事會成員提出連串問題。因篇幅所限和力求清晰，討論內容節錄如下。

問：預期明年的香港會頗為政治化，你們對香港缺乏一個能代表中產的政黨有何看法？

田北俊：我明白中產面對的問題，他們對稅項、未能為我們帶來直接助益的政府政策、負資產和營商前景有很多意見... 不過，我認為總商會促請政府達成的「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」將產生正面影響，有助紓解中產一些憂慮。我反而更加關注整個諮詢程序，就是如政府真的推行政制改革，我們能否及時完成諮詢。我覺得諮詢工作十分重要，但若政府試圖在短短六個月內完成諮詢，我擔心最終無法取得充分共識，社會再次分化。

至於普選行政長官，我鼓勵市民多表達意見。市民和總商會會員向我提出許多建議，我已向立法會反映。然而，香港真正需要的是政治決心，商界須擴大其聲音 ，努力爭取對香港有益處的東西。 

問：行政長官表示，香港需更著力發展本地資產管理業務，以維持亞洲金融中心地位。新加坡已做了許多工夫，給這個行業提供支援。你們認為，香港政府應如何促進這行業發展？

艾爾敦：香港已作出若干改變，以利便本地資產管理業務發展。我不覺得香港遜於新加坡，但也不同意後者是亞洲第二大金融中心，我認為香港才是。不過，我們希望好的轉變陸續有來，以推動這行業在本港發展。 

問：商品及服務稅一旦實施，我們能如何控制稅率不斷提高的風險？其次，我知道至少1至2%稅率會撥作行政成本，這是否值得？

黎定基：對於稅率上升這個問題，每次我們談論需要擴闊稅基，總強調須同時節省政府開支，這就是關鍵所在。如我們能控制政府開支，稅率溫和的銷售稅便足以維持財政平衡，而我們認為，約3%最為適合。

眾多國家和地區引入銷售稅，原因是希望減低偏高的公司稅和入息稅。此舉不單旨在平衡預算，還可擴闊稅基，使銷售稅成為更可靠和公平的收入來源。按照世界標準，香港的入息和公司稅已算低。可是，若我們不透過開徵銷售稅來擴大稅基，入息稅和公司稅便會提高，我們一致認為，長遠來說，這對企業極之不利。

至於行政成本的衡量標準，一般定為「稅收總額」的1至2%，而非每3%稅收中的 1至2%。據我所知和總商會首席經濟師的意見，這種徵稅方式效率甚高。另一好處是，此稅由須納稅的公司徵收，由於這些公司毋須即時向政府繳交稅款，它們可用增值稅款或銷售稅款為業務進行部份融資，從而改善現金周轉。

歐大衛：銷售稅十分簡單直接，徵收成本屬於所有稅項中最低之列。您毋須查明市民入息多少和收入來源，因為發票已印有交易記錄，商舖每賺取100元便有兩、三元計入銷售稅，視乎稅率而定。沒錯，若干徵稅成本會由企業承擔，但普遍認為此稅有助促進企業的資金流動，尤其是小型企業。 

問：香港的繁榮主要取決於中國貿易。中美貿易逆差成為近日熱門話題，你們認為這對香港有何影響？

白德邁：要應付中美貿易逆差，有些人說中國應提高人民幣幣值。可是，我們認為問題與人民幣無關。中國需要對付的是核心問題，包括金融改革，而我們覺得匯率穩定在目前十分重要。其次，貿易逆差與中國對美國出口大量貨品有關。過去十年，中國約三分二出口增長源自外資企業。內地製造成本低廉，遂吸引外資企業以中國為生產基地，然後出口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，包括美國。因此，這是自然發展的結果。此外，現時美國經濟亦面臨若干內在問題，須自行解決，如消費債務龐大和嚴重財赤。我們認為，中國毋須作出任何改變，將人民幣升值，而中國繁榮亦大大有利於全球經濟增長。我們又認為無須採取任何形式的保護措施，若能杜絕這些行動，香港將能借助中國不斷增強的實力，維持區內主要金融中心地位。

歐大衛：美國面對的是本土問題，若因此指責中國，就如八十年代中將美國問題歸咎於日本一樣。當時，匯率大規模重整，令日本經濟形成泡沫，進而陷入長達十年的衰退。現在要中國經歷同樣遭遇，後果必定堪虞，因為她不像日本般做好充足準備，何況當時日本也飽受煎熬。 

問：祝先生，身為中小企的您，對「安排」有何看法？它對貴公司有甚麼直接裨益？

文路祝：如單就我公司來說，協議並無帶來即時的直接好處。當中可能有一些間接好處，因為香港整體經濟將會回升，我們可從中受惠。我認為符合「安排」資格的公司可與外資合作，因為若干海外進口商已表示對「安排」感興趣。但總的來說，他們對中國缺乏信心，埋怨中國經常草擬新法例，但從未實施，故多對中國執行「安排」的能力採觀望態度。不過，很多從事寶石和首飾業的中小企友好，卻可直接從協議大大得益。「安排」達成前，首飾產品進口內地的關稅高達35%，如今卻獲得豁免。 

問：李先生和艾先生，貴公司計劃如何利用「安排」？

李澤鉅：首先，我們正考慮把其他地區的若干業務遷回香港，譬如製造工序，因為把產品進口中國將變得更容易，而且有利可圖，生物科技材料的生產便是其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