創會之初，總商會已屬一間國際性的商務機構，正如總商會的檔案文獻所載，「任何經商或從事中國船務的商行和個人，以及有意經營此等行業的人士」，皆可成為本會會員。

會員中以英國會員佔最多，但仍不足半數，只有26位，其他創會會員包括來自帕西（波斯的印度人）、美國、德國、印度、丹麥、猶太及法國的商行。其時，本地華人商界尚未成形，故總商會並沒有華人會員。直至1880年，隨華人商界的興起，始有華人加入。

本會首屆主席是於1852至64年出任怡和洋行合夥人的波斯富(Alexander Perceval)，首屆副主席為端納公司合夥人沃金簫(William Walkinshaw)，其餘七位理事會成員包括默里（Charles Murray）、吉布（John Gibb）、德拉諾（Warren Delano）、雷迪（R M Reddie）、Pestonjee Dhunjeebhoy、尼森（Woldemar Nissen），以及帕金（W Parkin）。首屆理事會就此組成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首屆理事會的成員包括一位美國人（其昌洋行德拉諾）、帕西人（Pestonjee Dhunjeebhoy）及德國人（Siemssen & Co的尼森）。

總商會的國際化特色一直保留。根據本會的檔案資料，在1947年4月二次大戰後首個週年會員大會中，主席吉萊斯皮（R D Gillespie）表示：「藉此機會消除可能存在於某些商界團體的疑慮，申明總商會秉承國際化的傳統，歡迎本地所有商行加入，無分國籍，亦不只限於英資洋行。」

現今，總商會的會員包括全球49個國家的公司，理事會理事分別有中國人（香港或內地）、英國人、美國人、印度人和荷蘭人。

創會會員所宣示的商會宗旨如下：

「總商會的宗旨是監察及捍衛商界權益；收集與商貿界有關的訊息；在賦予的權限內竭盡所能，消除弊病、處理申訴、造福社群；與政府及其他有關人士溝通，制訂守則，簡化商貿程序，以利營商；接受投訴，仲裁糾紛，並記錄有關裁決，以供日後參考。」

套用今日的說法，總商會充當商界團體的喉舌，致力促進、代表及捍衛香港工商界的權益。這亦是總商會時至今日的服務宗旨。

本會其中一項首要工作是為商界提供商業資訊。最初期的做法是存備一系列書目、報告文件及價目資料。1862年，總商會決定編製一份市場報告，由於獲得數家商行提供有關資料，因此順利出版了《市場報告及最新價格行情》雙週報。

在1863年5月的週年會員大會上，主席麥克安德魯（James Macandrew）強調，理事會「渴望會員能向他們表達有關商業權益的意見。惟有會員踴躍參與，提供意見，理事會才能以此為依據，改善及提升總商會的服務。」

其後的理事會一直緊守上述原則，如今，總商會已設有25個代表不同界別的專責委員會。

今天，政府官員經常收取總商會為爭取商界權益而發表的「聲明」和「立場書」。

這相等於舊日的「陳情書」和「請願錄」，本會早已習以為常，針對的題目廣泛，例如中國海關服務、過境稅、豁免證、海岸貿易、郵政規例等等，不一而足；而總商會的意見，往往發揮巨大果效。

舉例說，1863年，郵政署動議提出條例草案，容許該署有權強令船隻義務載運郵件，並且賦予該署權力，合法扣押和搜查懷疑走私郵件的船隻，本會對此表示強烈反對，結果草案被擱置。1872年，本會促請政府採取措施，逐步為海港通道安排充足的照明裝置。

一如既往，本會除了就貿易政策、商業運作等提呈意見外，更致力改善整體的貿易及商業環境。例如成立之初，本會呼籲發展準確的貿易數據系統；1917年，本會再度鼓吹貿易統計數字的重要，而這工作迄今仍從無間斷。

今天，本會提供完善的電子化服務，穩站資訊科技的先導地位。早於1914年，我們已經率先採用無線電通訊。在本地政策方面，本會發揮商界的影響力，可說是百年如一日，稅務政策便是一個好例子。本會又協助創立其他爭取商界利益的團體，如1920年代發起組織香港船東會、1999年創立商界環保大聯盟。一言以蔽之，140年來，事無大小，只要與商界有關的事宜，沒有不被本會關注。

本會首屆週年會員大會於香港會所舉行，隨後政府提供高等法院大廈一所房間，供本會處理日常業務，直至1862年6月30日，本會才遷往全新租用的辦事處。

接著，總商會辦事處數度喬遷，會址包括大會堂、聖佐治大廈、太古大廈及其他商廈。1984年，總商會買下金鐘統一中心現址，作為總部。

總商會不僅作為工商界領袖，亦不時對社會公眾關注的事情作出貢獻。1883年，本會主席約翰遜（F B Johnson）呼籲政府在沿海一帶進行填海工程，以便全面提供電車服務。1894年，鼠疫蔓延香江，導致數千人喪命，政府為此頒佈條例，以改善當時本地的衛生環境。然而，港府執行的方法卻引起了華人社群不滿。政府於是邀請本會介入，經研究後，本會認為華人社群的不滿的確有理，遂促請政府修改執行手法，以平息民怨。

1867年的週年會員大會首次公開予新聞界採訪。自那年起，總商會事務已納入公眾關注的範圍。

1926年3月，當時的港督司徒拔(Reginald Stubbs)爵士出席會員大會。自此，港督於本會週年會員大會後出席首個理事會會議，已成為傳統習慣；1997年後，這習慣由行政長官繼續保持。

1884年1月，總商會正式擁有立法局議席，可推舉一位代表出任立法局議員，開始參與香港的政制事務。

這是當時總商會主席約翰遜的努力成果。他於1883年3月14日在會員週年大會上建議，立法局應更能代表社會各階層的權益。

1883年12月，總商會收獲通知，得悉「在港督推薦下，女皇陛下授予總商會特權，自行提名推舉一位會員代表，出任立法局議員。」

1884年1月2日，總商會於大會堂舉行特別會員大會，匯豐銀行總經理杰克遜（Thomas Jackson）當選為首屆立法局代表，本會遂成為委派代表加入香港立法機關的第一個「功能團體」。

一個團體的發展歷程，跟會員的取向往往是分不開的。事實上，自140年前創會至今，本會能建立崇高的形象和地位，全是不少才俊共同努力的成果。

賴里（Phineas Ryrie）在1867至89年的12年間出任本會主席，是歷屆主席中任期最長的一位。

他於1851年來港加盟端納公司，並在本會創立初年，積極參與會務。1867年，他開始擔任本會主席，並獲委任為立法局議員。儘管他並非總商會的立法局代表（本會在1884年才正式擁有立法局議席）， 但郤被外界公認為捍衛商界權益的忠實夥伴。

出任立法局議員期間，他因提倡言論自由而聲名鵲起；在他的領導下，新聞界亦首次獲准採訪本會的週年會員大會。此外，他亦關心社會，曾在1868年牽頭反對領牌開賭的制度，並就此事向港府提呈立場書。

建樹與賴里不相上下的是鐵行主席休伊特（E W Hewett）。他於1903至15年的12年間出任本會主席，並在1906至15年擔任本會立法局代表。他是傑出的商界人士，受人尊崇，能言善辯，在立法局上常與當時的港督梅含理(Henry May)爵士激烈辯論。

渣打銀行的懷特克德（Thomas Whitehead）在1890至1902年間擔任立法局議員，為本會任期最長的立法局代表。

他積極倡議憲制改革，曾組織香港的納稅人到英國國會請願，要求在港建立代議政制，他的努力和建樹深受各界推崇。

本會首位華人主席是南海紡織的唐驥千。他於1980年當選理事，並於1984年擔任主席一職。1984年6月，他訪問北京，與國家領導人鄧小平商討香港前途問題，成為本會首位正式出訪內地的主席。

本會歷屆主席及理事能順利開展工作，實有賴穩妥可靠的秘書處支援服務。過去百年間，本會僅轉換秘書五次。

自二十世紀初，羅兵咸會計師事務所（即現時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）獲本會委聘執行秘書職務達23年。

1924年，凱爾(M F Key)出任本會秘書，共歷23載，直至二次大戰結束後，才由祈德(J B Kite)於1947年接任。祈德任本會秘書達28年，是本會任期最長的秘書。1975年，麥理覺(Jimmy McGregor)接掌其職，並把職銜改為總裁。麥氏任本會總裁13年後，由祈仕德(Brigadier Ian Christie)於1988年接任；1997年，祈氏榮休，由翁以登博士接替，成為總商會首位華人總裁。

1961年，港督柏立基(Robert Black)爵士出本會百週年紀念活動時指出，總商會內「人才濟濟，除致力倡導商業操守外，更積極發展及改善本港經濟，造福社群，為香港帶來繁榮之餘，亦有助改善本港市民的生活條件。」

鑑於商界中的華人團體逐漸成形，會員福布斯（W H Forbes）遂於1879年，在由怡和洋行威廉•凱瑟克(William Keswick)主持的會員大會中提出動議，由阿恩霍爾德（Arnhold）附議。動議推舉李昇、李德昌和鄭星揚為理事會會員。隨後在1880年，三間華人商號 ?禮興金山行、生源公白行和德安銀號亦成為總商會首批華資會員機構。

華人理事馬上積極投入總商會會務，佐證之一，是安泰保險公司何亞美於1881年會員大會中提議總商會就移居檀香山的移民限制作出回應，建議隨即獲得支持和採納。

1895年，政府建議「咕喱館」須註冊，激發苦力工潮。本會知名的華人會員何東，以代表商界華人社團的會員身份，獲邀出席由占士•凱瑟克(James Keswick)主持的會員大會。在激烈的辯論聲中，他向總商會保証「華人沒有對罷工工人施予任何直接或間接的影響。」

本會首位華人主席是南海紡織的唐驥千。他於1923年出生，出任兩屆副主席後，於1984年出任本會主席，

唐驥千出任主席期間，理事會20位理事中，華人佔九位，分別為張鑑泉、鄧蓮如、古勝祥、宋常康、唐翔千、丁鶴壽、董建華、李鵬飛。李鵬飛於1988年成為本會第二位華人主席。